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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中国观察】不想生不敢老?中国寻解“成长中的烦恼”******

  中新社北京9月26日电 题:不想生不敢老?中国寻解“成长中的烦恼”

  中新社记者 李晓喻

  31岁的江婷婷最近很忙:家里有一个刚2岁的儿子,还想再要个小孩,却又担心自己变成“只围着孩子转没有事业的人”;父母已经60多岁了,也需要她的照顾。

  在中国,有许多像江婷婷这样的家庭。中国2013年逐渐放开二孩生育,十年间,年出生人口在2016年、2017年超过1700万,但2018年后连续三年下降。2021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062万多。

  生育意愿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与十年前相比,随着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提高,社会对婚育选择的包容度也在提升。结婚和生育密切相关,2021年,中国结婚登记数跌破800万大关,连续第八年下降。

2021年5月20日,一对新人手持结婚证在北京海淀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外拍照留念。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 2021年5月20日,一对新人手持结婚证在北京海淀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外拍照留念。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

  养育要求的提高,也导致人们“不愿生”“不敢生”。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表示,随着社会竞争压力加大,年轻父母的育儿精细化程度和对孩子的期望越来越高,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养育负担。教育负担也比较沉重,课外辅导、择校费用、学区房等都提高了生育成本。

  出生人口不断走低的同时,中国老年人口规模迅速扩大。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有2.6亿人,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9亿人,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3.5%。2010至2020年的十年间,中国60岁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5.44个百分点。

2021年5月11日,老人在北京景山公园内散步。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2021年5月11日,老人在北京景山公园内散步。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老龄化加剧,一些新问题随时出现。山西一家家政服务公司负责人刘燕对记者说,与前几年不同,现在她10个客户里有8个诉求是为70岁以上老人找保姆,但能够妥善照料老人的保姆太少,“接连介绍十几个都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

  这些烦恼似乎是十年来中国社会飞速发展带来的某种必然。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蔡昉表示,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率降低、老龄化水平提高,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规律性的结果,也是21世纪全球大趋势。不过,不管与世界平均水平还是主要国家相比,中国老龄化进程都偏快,而且是“未富先老”。目前中国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但依然显著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在蔡昉看来,如今中国面临的人口问题是“成长中的烦恼”。这对中国经济而言喜忧参半:一方面,人口素质不断提高,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几十年的“人口红利”正转变为“人才红利”,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人口增长速度趋缓将影响消费需求增长,进而制约经济发展,潜在经济增长率也会逐步降低。中国需要及时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防范人口因素致使经济增长偏离合理区间的风险,把挑战转化为机遇。

2022年6月21日,江苏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毕业生们登台领取毕业证书。中新社记者 泱波 摄2022年6月21日,江苏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毕业生们登台领取毕业证书。中新社记者 泱波 摄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也表示,生育、养老是家事,也是国事。中国应为年轻人创造更好的婚育条件,为老年人提供更舒心的养老环境。这不仅事关千万个家庭幸福,更关乎国家和民族未来。

  对此,中国官方明确提出: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大事情,要求深化生育政策及人口发展趋势研究,完善人口发展战略,根据中国人口发展的变化形势,逐步完善生育政策。

  行动已经开始。近年来,从倡导婚事从俭,力避高价彩礼、婚礼大操大办,到放开三孩生育,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废止相关处罚规定;从延长产假和育儿假,到明确要求防止以学区房等名义炒作房价,推动放学时间和父母下班时间相衔接,严格规范校外培训,中国正力图让一度令人焦虑的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变得轻松些。

2022年7月31日,山西太原,家长与孩子共同绘制帐篷涂鸦,享受夏日假期时光。中新社记者 武俊杰 摄2022年7月31日,山西太原,家长与孩子共同绘制帐篷涂鸦,享受夏日假期时光。中新社记者 武俊杰 摄

  用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司司长欧晓理的话说,这一揽子支持举措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分析人士认为,这些改革措施有利于抓住已经为时不长的机会窗口,切实降低生养成本,挖掘生育潜力。

  “等到我不用为产假结束谁来带孩子操心的时候,或许我会考虑再要二胎。毕竟,有个兄弟姐妹对孩子来说也很重要。”江婷婷说。(完)

A股30年再出发 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资本市场?******

  期待中国资本市场“从新出发、从严治理”,在新的征途呈现出更理性、更健康、更成熟的风貌。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鸣锣开业,首批“老八股”上市,也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的诞生。如今,A股市场已风雨兼程走过整整30年的历程。

  相对于境外成熟市场数百年的历史,刚满30周岁的A股市场还很年轻。但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比如多层次资本市场架构已趋成型。从此前只有沪深主板,到现在的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新三板,以及目前已颇具规模的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等,层次分明,也为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需求的企业提供差异化的服务奠定了基础。科创板的设立,启动注册制试点等,则在资本市场发展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张,让A股市场在全球的影响力日益提升。算上深交所开业后的五只股票,A股市场最初挂牌的上市公司只有13家。数量虽少,但意义非凡。没有这13家上市公司打头阵,沪深股市就不可能有目前超过4100家的规模,以及近80万亿的总市值。随着A股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张,其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才不断提升。

  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角度看,A股也功不可没。根据Wind资讯数据,截至12月18日,30年来,A股IPO首发融资规模达3.65万亿元,再融资规模达11.97万亿元,合计15.62万亿元。相对于发行债券、银行借贷融资,直接融资对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更加高效。

  不仅如此,30年来,资本市场也成就了一大批明星上市公司。像万科、格力、茅台等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众多民营企业、惠及国计民生的企业做大做优做强,资本市场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由于拥有资本市场这一退出通道,高科技企业、创新创业型企业等也能获得风投、私募股权基金的支持,反过来又能促进这类企业的发展。

  然而,而立之年再出发,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资本市场?站在历史的新起点,我们需要认真审视当下的不足,通过不断改革与完善,将资本市场推上更高的台阶。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当前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质量整体上不高的问题。虽然沪深股市挂牌公司已超过4100家,但上市公司质量却不尽如人意。某些上市公司长期不分红、不回报股东,没有任何的投资价值,也与监管部门倡导的积极分红政策相悖。

  其次,公司治理水平普遍不高也是一大硬伤。上市公司实控人、大股东、董监高等职责界限与法律责任不明确,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三会”运作不规范,独董不独,内控机制形同虚设,信息披露存在短板等,都是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与紊乱的具体表现,更是其治理水平不高的表现。

  此外,投资者保护不到位同样不可被忽视。投资者保护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资本市场一“老大难”问题。其集中表现为违规成本低,以及维权难。新证券法虽然大幅提高了违规成本,且推出中国版的证券集体诉讼制度,但投资者利益保护工作仍然存在漏洞。比如刑法、公司法还没有同步修订到位。缺乏刑法的联动修法,对于违规行为的打击,将呈现出跛脚的一面。

  期待中国资本市场“从新出发、从严治理”,在新的征途呈现出更理性、更健康、更成熟的风貌。

  □曹中铭(财经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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