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不让男童上女厕遭骂，都该拿出些大人的样子******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没错，但孩子不是物体，总有一些思维和举止，是父母教育一时无法抵达的。可能孩子的某些小失控的行为，正面积极看待是童真，反感抵触看就是冒犯
1月31日，多个平台上出现了一则“女子不让6岁男童上女厕所遭痛骂”的热搜。据网络流传的视频和媒体报道，近日在黑龙江哈尔滨，一地铁站女厕所内，女子发现有个男童站在里面后，加以制止。随后孩子家长称该女子伤害了孩子心灵，将女子堵住要求道歉，双方在厕所内激烈争吵。
被骂女子表示，自己从头到尾并没有凶男孩，只是质疑六岁男童上女厕所且未关门的问题。除了男孩母亲，男孩父亲和另一位同行女子也一直在辱骂她，辱骂时间持续近30分钟。警方目前正在调查此事。
看完这个视频心里很不是滋味，男童妈妈不停声嘶力竭地喊“你伤害他了”，那种难受，是真崩溃。但估计她看完网上一边倒批评她的声音，会更崩溃。
谁造成了她的崩溃？男童妈妈肯定觉得是被骂女生，公允地说，另有“其人”：
一是她自己。6岁男孩能不能进女厕所或许没定论，但6岁孩子应该有性别意识是育儿常识。老话也讲“儿大避母，女大避父”，性别教育既是保护孩子，也是形成孩子正常社会人格的必修课。父母没充分尽到责任，才会让6岁男孩懵懵懂懂地出现在女厕所，被提醒后还理直气壮。
同时，打着为孩子争取道歉的名义，为宣泄自己情绪找出口，让孩子在现场被围观，甚至被放到网络上接受“审判”，少了一点成年人的理智，也是激化矛盾的主要原因。
二是整个社会不够友好的育儿环境。这几年关于男孩进女厕所的热点新闻屡见不鲜，比如去年11月，福建泉州一宝妈因身体不适带2岁儿子进女厕隔间，也引发了冲突，部分网友的评论很难听。当“占用女性资源”的帽子扣下来，事情性质就不一样了。说到底，还是因为公共场所没有专用或者家庭卫生间。带男娃的宝妈能去哪里上厕所？人有三急，不可能像有网友说的那样提前规划尽在掌握。丢厕所外面等，又该被批不负责任了。这些带娃女性的难处，应该被看见、被重视。
不久前，2022年中国人口减少85万人登上热搜。这是我国人口自1962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这些年鼓励生育也成了整个国家的当务之急，很多地方都提出了要打造育儿友好型社会，有的地方直接给二胎、三胎家庭发钱。但仅仅着眼经济因素还不够，公共环境、社会舆论的友好程度也影响着生育意愿。应对老龄化社会我们进行了适老化改造，迎接生育潮，公共环境是不是也应该推出“适娃化”改造？比如最基本的，增设母婴室和家庭卫生间。
社会舆论需要更多一些的担待氛围。近些年，涉及孩子的新闻留言区，常常能看见戾气很重的指责，少了一些基本的共情力和包容心。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没错，但孩子不是物体，总有一些思维和举止，是父母教育一时无法抵达的。可能孩子的某些小失控的行为，正面积极看待是童真，反感抵触看就是冒犯。在合理范围内，对“幼崽们”给予宽容之心，想必也是每一个物种族群的生存法则，人类亦是如此。现在很多年轻人挂在嘴边的边界感，与“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并不矛盾，不宜动辄将二者对立起来。
回过来看这个流传甚广的冲突视频，拍摄女生在厕所中如何批评男童的？是不是像她所称没有过激言行？她是不是视频上传者？视频里人的样貌未经处理就发布是否触犯法规？有没有煽动网络暴力？都值得追问和商榷。
对双方来说，闹成现在这样都不体面。如果能换一种处理方式，都拿出些大人的样子，或许不会是大家都难堪的局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罕山
东西问｜曾明：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再度引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激励奋进，引发热议。此古语出自苏轼名篇《思治论》，中新社“东西问”特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解读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中新社成都1月6日电题：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仅26岁的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疑问。苏轼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给出答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写下“天下第三行书”与千古雄文《赤壁》二赋；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依旧乐观旷达，留下华章无数。
在人生低谷，苏轼如何从“至难”转向“至远”？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苏轼为什么在《思治论》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
曾明：苏轼一生，元丰二年(1079年)遭遇“乌台诗案”之前为前期，元丰四年(1081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之后为后期，中间两年可谓大彻大悟期。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风”，后期“江湖夜雨”。
《思治论》为苏轼26岁时所作，恰好是他“桃李春风”之时。当时苏轼出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已两年，他洞察民间疾苦、了解地方行情。在文中对当时朝政“三患”，即“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
在《思治论》中，苏轼还提出了“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一问。可见，“至难”和“至远”，在苏轼心中是辨证认识的。即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由难转易，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幼树会成林，溪流终入海。他坚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就肯定能达到目标。
四川眉山三苏祠内的苏东坡的雕像。张忠苹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提出的哪些主张，对今日中国式现代化仍有参考之处？
曾明：《思治论》全文虽只有2000余字，却清晰表明了苏轼早期的一些理念。他在文中表示，执政重民生，以人民为本；安定靠制度，讲规则规矩；太平须“活法”，应改革创新。
此外，《思治论》还提出“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其意为在目的明晰、规划周详的情况下，政策就应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只有这样，事业才能获得成功。
苏轼一生据“活”而变，从中看到了人世间的善。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做到了“一”与“多”，“恒”与“变”的统一。苏轼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苏轼“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的“通变”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王磊 摄在文化方面，苏轼因“活”而新，从中发现了万物的美。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这在诸多诗文中有言。《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评草书》讲书法，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轼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以诗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比如《雪堂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呈现赋体文的特点，前、后《赤壁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庄子祠堂记》等借“记”作“论”，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断创新，苏轼对“活法”的创造实践，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而言，依然具有启示。我们要创作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让世界亲近中华文化，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华民族。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内欣赏苏轼名作《潇湘竹石图》长卷。侯宇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有哪些华章，成于“犯其至难”？为什么艰难困顿之时，反而成就他艺术的辉煌？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
曾明：苏轼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赋、琴棋书画，甚至待人接客之中，还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遥之中。自然中的“烟雨”，生活中的“烟雨”，仕途中的“烟雨”，在苏轼看来，都是由“至难”向“至远”转换的必由之路。
不管“大江东去”，还是“明月几时有”，惬意欢喜、磨难坎坷，苏轼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在“至难”中依然能够保持从容洒脱、怡然自得的快意人生。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蛮荒之地儋州，他不绝望不怨恨，而是登高望远，享受绝美海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屡遭打击，沧桑羁旅，却仍有“人生如梦”的哲思，有“江海度余生”的豁达，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遐想。苏轼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展现了最为健全、圆融，可信、可爱、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几乎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期许。
观众在参观“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杜洋 摄从“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同样反映出，事不避难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码。
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经历了太多风雨坎坷。面对任何“至难”，我们始终迎难而上，这与中华民族昂扬的精神境界、宽容的理想格局密切相关。事不避难难变易，胸无“至远”易变难。新年新气象，中华民族人人都心怀“至远”的目标，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至难”。(完)
受访者简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任西南民族大学第九任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转摘、全文转载。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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